【背景知识】

   著名文学理论家、作家、诗人。曾任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委员，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所长。
   冯至原名冯承植，字君培。出生于河北涿州。1921年入北京大学预科，后转入本科德文系学习。课余从事诗歌散文创作和德国诗歌翻译。1925年和友人办文学刊物《沉钟》。1927年北大毕业后在哈尔滨、北京教中学。1930年赴德国海德贝格大学留学，主修德语文学，兼及美术及哲学。1931年在柏林大学研究歌德时代的文学。1933年回到海德贝格，1935年获博士学位。1935年回国后，先后在上海同济大学、西南联合大学和北京大学任教授。建国后，1951年任北京大学西方语言文学系系主任。1955年任哲学社会科学部委员。1964年调新成立的中国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（现中国社科院外文所）任所长，1982年后改任该所名誉所长。曾担任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、中国外国文学学会会长等多项社会科学学术团体领导职务。冯至还是瑞典、联邦德国、奥地利等国科学院外籍院士或通讯院士，获得过德国“大十字勋章”等多项奖项。
   冯至的治学方法是“洋为中用”，学风特点是严谨，人品是诚实、正直，谦虚、平等待人和爱国。
   “洋为中用”的治学方法。冯至把他在创作中使用“洋为中用”的方法叫做“吸收外来养分”。这个提法本身也表明“洋为中用”的主体是中国，“洋”为作为中国人的创作主体所用，为中国的广大读者能够并乐于接受。冯至的主要学术著作《杜甫传》、《论歌德》和他写的其他学术论文都贯彻了这个精神。他明确地说过“我们搞外国文学，并非为研究而研究，也不是为外国人研究，而是从中国的需要出发去研究，根本目的还是在于为发展社会主义提供借鉴。”他在北大当“西语系”系主任的时候，搞教改，多次修改教学计划，他每次都强调两年事：一个他强调西语系的学生要打好扎实的外语基础，另一个强调的便是学外国文学的人要学好中国文学。“学外国文学的人要懂得中国文学”这个观点是冯至非常鲜明的观点。它不仅体现我国外国语言文学为谁服务的根本性原则，而且也符合语言、文学具有整体性的学科规律。
   严谨、求真的学风。对写论文，学术界流行着一句常说的成语，叫“言之成理，持之有故”，它表达了写文章不能信口乱说，写文章要有根据而且要符合逻辑，这恐怕就是“严谨”的要求。但我认为光按这句话行事，还远远达不到科学性的要求，因为这两个条件仅仅说明了写文章时对作者主观方面的要求，没有提出对写出来的文章要符合客观。但如果在“严谨”之外再有“求真”这一条，就保证了文章里说的要符合客观，或力求接近客观，这样才称得上科学性的要求。冯至搞研究工作就是按“严谨，求真”这两条要求去做的。我们从他两部主要著作《杜甫传》和《论歌德》里就可以看出这种治学态度。现在我还要讲几件冯至经常强调的事情（或原则）来丰富我们对他“严谨，求真”的治学方法的认识。
   第一，他强调搞外国文学一定要读原著。这里讲的“读原著”，当然最好是读原文，但西方国家有那么多的语言，对一般人不可能要求本本都读原文，因此至少也要读翻译出来的原著。他晚年写过一首讽刺诗叫《梦访书店》，对80年代和90年代初大量出版的五花八门的作家辞典、作品欣赏之类的书籍进行辛酸的讽刺；讽刺的原因是这样的书助长了不读原著便大做文章的不良作风。他曾说，写这种文章是在欺骗读者。
   第二，冯至“严谨、求真”的精神还表现在他的翻译工作上。他要求翻译忠实于原文，在忠实于原文的前提下，增加译文的可读性。冯至翻译了不少重要的德国诗人的作品，歌德、席勒、海涅、里尔克、荷德林、布莱希特等，但他不肯承认他是一个翻译家，别人这样称呼他，他总是要加以否认。其实说他是一个严谨和高超的翻译家，他是当之无愧的。（严宝瑜）冯至原名冯承植，字君培。出生于河北涿州。1921年入北京大学预科，后转入本科德文系学习。课余从事诗歌散文创作和德国诗歌翻译。1925年和友人办文学刊物《沉钟》。1927年北大毕业后在哈尔滨、北京教中学。1930年赴德国海德贝格大学留学，主修德语文学，兼及美术及哲学。   1931年在柏林大学研究歌德时代的文学。1933年回到海德贝格，1935年获博士学位。1935年回国后，先后在上海同济大学、西南联合大学和北京大学任教授。建国后，1951年任北京大学西方语言文学系系主任。1955年任哲学社会科学部委员。1964年调新成立的中国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（现中国社科院外文所）任所长，1982年后改任该所名誉所长。曾担任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、中国外国文学学会会长等多项社会科学学术团体领导职务。冯至还是瑞典、联邦德国、奥地利等国科学院外籍院士或通讯院士，获得过德国“大十字勋章”等多项奖项。
   冯至的治学方法是“洋为中用”，学风特点是严谨，人品是诚实、正直，谦虚、平等待人和爱国。
   “洋为中用”的治学方法。冯至把他在创作中使用“洋为中用”的方法叫做“吸收外来养分”。这个提法本身也表明“洋为中用”的主体是中国，“洋”为作为中国人的创作主体所用，为中国的广大读者能够并乐于接受。冯至的主要学术著作《杜甫传》、《论歌德》和他写的其他学术论文都贯彻了这个精神。他明确地说过“我们搞外国文学，并非为研究而研究，也不是为外国人研究，而是从中国的需要出发去研究，根本目的还是在于为发展社会主义提供借鉴。”他在北大当“西语系”系主任的时候，搞教改，多次修改教学计划，他每次都强调两年事：一个他强调西语系的学生要打好扎实的外语基础，另一个强调的便是学外国文学的人要学好中国文学。“学外国文学的人要懂得中国文学”这个观点是冯至非常鲜明的观点。它不仅体现我国外国语言文学为谁服务的根本性原则，而且也符合语言、文学具有整体性的学科规律。
   严谨、求真的学风。对写论文，学术界流行着一句常说的成语，叫“言之成理，持之有故”，它表达了写文章不能信口乱说，写文章要有根据而且要符合逻辑，这恐怕就是“严谨”的要求。但我认为光按这句话行事，还远远达不到科学性的要求，因为这两个条件仅仅说明了写文章时对作者主观方面的要求，没有提出对写出来的文章要符合客观。但如果在“严谨”之外再有“求真”这一条，就保证了文章里说的要符合客观，或力求接近客观，这样才称得上科学性的要求。冯至搞研究工作就是按“严谨，求真”这两条要求去做的。我们从他两部主要著作《杜甫传》和《论歌德》里就可以看出这种治学态度。现在我还要讲几件冯至经常强调的事情（或原则）来丰富我们对他“严谨，求真”的治学方法的认识。
   第一，他强调搞外国文学一定要读原著。这里讲的“读原著”，当然最好是读原文，但西方国家有那么多的语言，对一般人不可能要求本本都读原文，因此至少也要读翻译出来的原著。他晚年写过一首讽刺诗叫《梦访书店》，对80年代和90年代初大量出版的五花八门的作家辞典、作品欣赏之类的书籍进行辛酸的讽刺；讽刺的原因是这样的书助长了不读原著便大做文章的不良作风。他曾说，写这种文章是在欺骗读者。
   第二，冯至“严谨、求真”的精神还表现在他的翻译工作上。他要求翻译忠实于原文，在忠实于原文的前提下，增加译文的可读性。冯至翻译了不少重要的德国诗人的作品，歌德、席勒、海涅、里尔克、荷德林、布莱希特等，但他不肯承认他是一个翻译家，别人这样称呼他，他总是要加以否认。其实说他是一个严谨和高超的翻译家，他是当之无愧的。

【阅读指导】

   这首诗是冯至《十四行集》中的第十九首。它通过朋友别离这一特定视角，展开奇特的想像，讴歌了真挚的友情，也揭示了友情的意义和价值。诗人认为人间只要有友情的存在，有朋友彼此的勉励和支持，离别的痛苦也可以化为前进的动力。友谊常青，人生不老。

   这是一首格律严谨的十四行诗。十四行诗（sonnet，闻一多译为“商籁体”）是西方的一种格律诗。它音韵回旋，有很强的抒情性，形式上分四、四、三、三行，或四、四、四、二行。这样的节奏往往含有“层层上升而又下降，渐渐集中而又渐渐解开，以及它的错综而又整齐，它的韵法之穿来而又插去”的特点，善于表现沉思的状态和歌咏比较永恒的主题。作者说：“它不曾限制了我活动的思想，只是把我的思想接过来，给一个恰当的安排”，“把主观的生活体验升华为客观的理性，而理性里蕴蓄着深厚的感情”，充分表达对生命的体验和对友情的感悟。

   月有阴晴圆缺，人有悲欢离合，朋友间有相聚也有分离的时候。然而诗人把朋友间的分手看得不同寻常，如同生离死别。第一节，分别前的那一招手，仿佛是在把世界劈成两半。诗人的这种奇想，完全有现实依据。因为彼此工作都很忙，再加上相距遥远，相聚的机会就更少了。想到这里，一股悲凉的情绪不禁涌上心头，浑身骤然感到寒冷起来。别离是痛苦的，但诗人并没有悲观厌世。诗人用“像刚刚降生的两个婴儿”这样奇特的比喻来表达分别后的感受：眼前的世界一下子空阔起来，一种新奇感油然而生，获得全新的生命感受。第二节中，诗人承上把分别看成是“降生”，看成是新生活的开始，一切从零开始，投入生活，努力工作，“担负着工作的辛苦”，“把各人的世界耘耕”，这样不仅可以排遣别离的痛苦，更可以使友情有新的发展。第三节，诗人写友情因分别而有了新的发展，新的内涵。诗人认为：人间只要有友情的存在，有彼此的勉励和相互支持，寒冷的可以变成温暖的，陌生的可以变成熟悉的，离别的痛苦也可以化为前进的动力，并使每次重逢都有初次见面的新鲜感，使从前的体验也因为距离而成为刻骨铭心的记忆，使友情永不衰老。最后一节，思考进一步升华：我们的人生仿佛是由一次次别离和欢聚组成，既彼此融合又各自独立，只要保持精神状态的年轻，会使人觉得不知老之将至，“感受不到人间规定的年龄”。友谊常青，人生不老。

   这首诗从“招手”的具体描写开始，以抽象的感悟结束。淡化具体的离别场景描绘和过程交代，侧重表达内在的情绪和深邃的哲理。比如别离的地点、“我们”之间的关系（是老同学，还是老同事），都不明确。彼此间担负的是什么工作，这次相聚谈了些什么，也不清楚。这种情节的淡化，造成了主题明确性的减弱和诗意的朦胧。由身边感到冷忽然又感受到眼前辽阔，这种跳跃也是造成此诗难懂的一个因素。然而难懂不等于不可解。只要我们抓住此诗的重点不在交代事实，而是刻画内在情绪和表达深邃的哲理，便可品尝这首“思与诗相结合”的“沉思的诗”的韵味。

   诗人非常注意结构的安排，全诗具有“起”“承”“转”“合”的结构。第一节“起”，突出离别带来的情感冲击，第二节“承”，写离别后默默地承担、严肃地生活，第三节“转”，写友情因分别而有了新的发展，第四节“合”，强调要平静地接受人生的聚散，坦然面对岁月的流逝、人世的变化。全诗运用十四行诗“层层上升而又下降，渐渐集中而又渐渐解开”的结构特点，段与段，句与句，或断或连，表现诗意的关联或转折，加上全诗“abba cddc efg efg”的韵式，及以十音节为主而又伸缩变化的诗句，曲折而丰富地传达出对友情和生命的诗性体验。

   这首《别离》，和其他十四行诗一样，均作于1941年。原是作者在昆明时送给朋友的。那时，为躲避日寇的飞机轰炸，诗人从昆明来到近郊的一座深山。他虽然离开了闹市，身居茅屋，但仍关心着天下大事。他的眼睛专注着多难的人生，“担负着工作的辛苦”。由于有这样的思想基础，所以他即便是抒发个人的感受，写别离这样的题材，也没陷入李义山的“相见时难别亦难，东风无力百花残”的窠臼，而是道出暂时的别离与永存的友情的辩证关系。作为友情颂歌，它宛如熊熊跃动的火苗，暖人肺腑；作为精神营养品，它又好似澄明晶亮臻于纯青的炉火，逗人思索。

【相关资料】

冯至的《十四行集》

   （冯至）行程几千里，观看了许多城市与乡村，经历了许多生命的死亡与挣扎以后，来到大后方的西南联大，获得了一块生命的栖息地：那将永远留在新诗史上的昆明郊外的“林间小屋”。诗人冯至正是在林间小屋的凝神默思里，获得那辉煌而庄严的瞬间体验，达到生命与艺术的豁然贯通。在这变幻莫测的战争年代，诗人从小昆虫经过一次交媾，便结束了它们美妙的一生里，得到了歌德式的“死与变”的启示：“歌声从音乐身上脱落／归终剩下了音乐的身躯／化作一脉的青山默默”（《什么能从我们身上脱落》）。晴空下，诗人“站立在高高的山巅”，仿佛“化身为一望无际的远景”，感受着自我生命与万物的“交流”：“哪条路、哪道水，没有关联，／哪阵风、哪片云，没有呼应；／我们走过的城市、山川，／都化成了我们的生命”（《我们站立在高高的山巅》）。但在那风雨之夜，诗人在小小的茅屋里，听着狂风中的暴雨，却感到人的孤单，不能自立，生命的短暂，以及相互的隔离—连厮守千百年的铜炉、瓷壶，也有了千里万里的距离，“像风雨中的飞鸟／各自东西”，同时又听见诗人“在深夜祈求／用迫切的声音：／‘给我狭窄的心／一个大的宇宙！’”（《深夜又是深山》）所有这些关于生死转化、生的美妙与死的庄严，关于生命的孤独与交流……都是诗人对身边事物个人化的新的发现。如果说战争在七月派诗人那里，唤起的是关于一个民族在血与火的考验中“骄傲地活着”与“不屈地死去”的生命价值的思考（冀访：《生命》），风雨之夜唤起了对“大的破坏”时代的期待（化铁：《暴雷雨岸然轰轰而至》）；在冯至这里却转化为关于个体与人类的生存状态、人的生命的形而上的体验与思考。如果前者“叙写政治感”，也即阶级感与民族感，“是属于公众的诗”，那么，冯至则是“吐露内心感”，“是属于个人的诗”。同样是从身边的日常生活与自然中发现内在的哲理，在冯至这里，真正成为刻骨铭心的生命体验，并自觉上升到生命哲学的层次。正是在这个意义上，人们评价说：“由27首诗组成的《十四行集》”，是中国新诗史上“最集中、最充分地表现生命主题的一部诗集，它是一部生命沉思者的歌”，它使中国现代诗歌第一次具有了“形而上的品格”。诗人关于人的生命的这种体验与形而上的思考，与从歌德到存在主义的西方思潮的关系，是比较容易注意到的—既存在着影响，也有平行思考（例如对战争的类似体验）的相通。另一面与传统思想的联系也是明显的，例如诗人关于自我与万物的沟通的体验与思考，就显然有“天人合一，物我一体”的思想因素；诗人自己还说，这样的经验，就“像是佛家弟子，化身万物，尝遍众生的苦恼一般”，冯至的诗也因此获得了某种东方哲学的底蕴。

   人们通常把《十四行集》最后一首看作是冯至诗的艺术宣言：“从一片泛滥无形的水里，／取水人取来椭圆的一瓶，／这点水就得到一个定型”；“向何处安排我们的思、想？／但愿这些诗像一面风旗，／把握一些把不住的事体。”一方面是自由无拘的，无边无际的，不可把握的智性思考，另一面却是有形的感性呈现，形式的规范与定型；诗人正是要在这二者的矛盾、相互制约所形成的张力中，寻找自己的“诗”的存在形态。于是，冯至的诗里，出现了一系列“流动”的与“凝定”的意象。前者如“歌曲＂、“韵律”、“风”、“水”、“云”、“彗星”、“空气”、“飞鸟”、“飞虫”、“风旗”；后者如“山”、“路”、“泥土”、“平原”、“树”、“塔”、“殿堂”、“茅屋”、“铜炉”、“水瓶”，等等。人们不难发现这些意象所具有的亲切感：它们不仅是日常生活中最常见，与人的生存关系最为密切，而且大都是有传统原型的。更为重要的是，这些“流动”的与“凝定”的意象，在冯至的诗里，并非只是静态地呈现，而是表现为前者向后者的动态的“转化”过程。所有这一切，都表现了诗人的美学理想：他是试图将自然流动的美凝定为一种有法度的美。因此，他选择了“十四行诗体”，并且借用李广田的分析，做了这样的说明：“‘由于它的层层上升而又下降，渐渐集中而又解开，以及它的错综而又整齐，它的韵法之穿来而又插去’，它正宜于表现我要表现的事物；它不曾限制了我活动的思想，而是把我的思想接过来，给一个适当的安排。”难能可贵的是，冯至完全采用现代白话口语，连关联词也很少使用，却将这种外来的诗体形式运用自如，达到了内在诗情、哲思与外在形式的和谐。而冯至《十四行集》整体风貌中所显示的庄严、单纯与从容，以及艺术上的相对完美，使得它在40年代文学，以至整个现代文学之中，都是一个独特的存在。另一方面，冯至《十四行集》的成功是一个重要的征候，它表明中国现代新诗人，已经有足够的思想艺术力量，消化外来形式，利用它来创造中国自己的民族新诗。

（钱理群、温儒敏、吴福辉《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》，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）

《十四行集》序

   一九四一年我住在昆明附近的一座山里，每星期要进城两次，十五里的路程，走去走回，是很好的散步。一人在山径上、田埂间，总不免要看，要想，看的好像比往日看的格外多，想的也比往日想的格外丰富。那时，我早已不惯于写诗了，—从一九三○到一九四○十年内我写的诗总计也不过十来首，——但是有一次，在一个冬天的下午，望着几架银色的飞机在蓝得像结晶体一般的天空里飞翔，想到古人的鹏鸟梦，我就随着脚步的节奏，信口说出一首有韵的诗，回家写在纸上，正巧是一首变体的十四行。这是诗集里的第八首，是最早也是最生涩的一首，因为我是那样久不曾写诗了。

   这开端是偶然的，但是自己的内心里渐渐感到一个要求：有些体验，永远在我的脑里再现，有些人物，我不断地从他们那里吸收养分，有些自然现象，它们给我许多启示：我为什么不给他们留下一些感谢的纪念呢？由于这个念头，于是从历史上不朽的人物到无名的村童农妇，从远方的千古的名城到山坡上的飞虫小草，从个人的一小段生活到许多人共同的遭遇，凡是和我的生命发生深切的关连的，对于每件事物我都写出一首诗：有时一天写出两三首，有时写出半首便搁浅了，过了一个长久的时间才能续成。这样一共写了二十七首。到秋天生了一场大病，病后孑然一身，好像一无所有，但等到体力渐渐恢复，取出这二十七首诗重新整理誊录时，精神上感到一种轻松，因为我满足了那个要求。

   至于我采用了十四行体，并没有想把这个形式移植到中国来的用意，纯然是为了自己的方便。我用这形式，只因为这形式帮助了我。正如李广田在论《十四行集》时所说的，“由于它的层层上升而又下降，渐渐集中而又解开，以及它的错综而又整齐，它的韵法之穿来而又插去”，它正宜于表现我要表现的事物；它不曾限制了我活动的思想，而是把我的思想接过来，给一个适当的安排。

   如今距离我起始写十四行时已经整整七年，北平的天空和昆明的是同样蓝得像结晶体一般，天空里仍然时常看见银色的飞机飞过，但对着这景象再也不能想到古人的鹏鸟梦，而想到的却是银色飞机在地上造成的苦难。可是看见几个降生不久的小狗，仍然要情不自禁地说出一句：

   “你们在深夜吠出光明。”

   在纷杂而又不真实的社会里更要说出这迫切的祈求：

   “给我狭窄的心
   一个大的宇宙！”

   一本诗本来应该和一座雕刻或一幅画一样，除去它本身外不需要其他的说明，所以这个集子于一九四二年在桂林明日社初版时，集前集后并没有序或跋一类的文字，如今再版，我感到有略加说明的必要。所要说明的，就是上边的这几句话。

一九四八年二月五日北平
（冯至《冯至诗选》，四川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）